太宗都不是正常继位

后回到驻地兑现。

这一方面是李业不断监督改革的结果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，许多凉军老卒，都已经开始成家立业，在西北安家了。

有了产业、家人，不能像之前一样，毫无牵挂的，仿佛职业雇佣兵一样，自然也就安稳下来，有恒产者有恒心。

诸多军士，只是依旧肃穆的站立着，保持着良好的秩序。

这让李业感慨万千，比起什么战斗力，这其实才是他更在乎的事情。

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也算是，李业这个新兴势力崛起后，带动的社会阶层变化。

这些在战争中取得利益、财产，并且成家立业的军士，将在未来，成为李业所建立的政权中，中小地主阶级的主力。

这一点，有些类似于太平天国战争后，湖南、安徽涌现出的一大批湘军、淮军地主阶层。

作为一个接受了良好政治教育的后世人，李业也不难看到这一点，并且积极推动。

因为他知道，从宏观的历史进程而言，晚唐五代，便是一个世家门阀的大贵族体系解体，权力下落至中小地主、寒门、士人阶层的过程。

到了宋明，士人阶层直接主导了社会政治经济体制。

这个历史进程，毫无疑问是进步的。至少对于隋唐时代，什么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

历史大势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

而李业所面对的时代难题，则是另一个问题，也是他将之视为自己的使命。

即在这个历史阶段里，如何减轻民族阵痛带来的损失。

以及如何引导即将诞生的，全新的中国社会主宰者——寒门士人阶层，的内部组成。

因为按照原本的历史，两宋所形成的文官士大夫阶层，不能说不进步（官僚政治是相当进步的制度，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产物，中国在这一点相较于欧洲是早熟的），但的确是不协调。

因为五代时期骄横跋扈的牙兵们，事实上也是一种“寒门地主阶层”、“武士政治”。

两宋的有识之士们，基于一百多年的内耗与阵痛，选择彻底让整个武士集团靠边站。

都说宋代“重文轻武”，但那是政治上，其实在经济上，宋代反而是“重武轻文”。

因为手持刀刃的武士阶层，在政权上靠边站后，就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经济利益来收买，不得不维持数量夸张，效率奇低的募兵集团。

李业不希望走这样的道路。

所以，他想从一开始，就有所改变。

他既不希望，自己麾下的武装集团，如以前和现在的藩镇牙兵那样，以一种秩序破坏者存在，最后把国家引向不归路。

也不希望在完成统一大业以后，就彻底将之抛弃，在政治上靠边站，成为统治集团以经济利益收买的临时雇佣兵。

而是将这个时代，正在蓬勃展露的两股新兴力量，士人阶层不分文武的统合在一起。

即完成武士阶层的官僚化，让他们和同样崛起的士人集团一样，成为官僚政治的一员。

作为崭新的统治阶级，共同主宰这个民族的未来命运。

毕竟皇帝只是统治者，而不是统治阶级，国家机器永远只向统治阶级负责，个人是没法统治整个国家的。哪怕是施行改革，也必须要先找到能够支持自己的，新的利益集团和阶级，作为依仗。

狂妄认为自己可以脱离阶级而拥有无上权力的人，都是惨痛的失败者，而且愚蠢。典型就是某位“隋明帝”。

李业也正是如此做的，他麾下所聚集的一批新兴精英中，基本都以这两者为主体。

他知道，这个事业，恐怕远比历史上赵家兄弟所做的，更难。

毕竟一刀切，总是要比小心翼翼的平衡简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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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瓜州城那刺史已经说了！”

“只要咱们能出兵，去沙州帮他把那张淮深赶了，敦煌、寿昌，除了府库，其他任凭咱们抢！”

甘州境内，祁连山下，乃是动迁至此的甘州回鹘部落游牧处

四十出头，身材矮小，却十分粗犷的头领，正当着族中几十个头目面，吐沫横飞的激动喊道

甘州回鹘不比高昌回鹘，属于是在北方竞争失败，赶到南面难民，所以条件向来拮据。

但这些年来，随着吐蕃帝国土崩瓦解，他们也得到了极大壮大。

如今整个甘州境内，已经有回鹘、龙家等大小部落数十，合计不下两三万户。

牙合是祁连山下，七个千户规模的回鹘部落中，势力最大的一支首领。

理所当然得到了索勋的邀请

而对方开出的条件，也的确诱人

敦煌可不是什么穷地方，本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，从张议潮光复以后，又安稳了几十年，没有大规模兵灾。

积